下班到家的时候，我跟母亲说今天已经去办理父亲工资账户销户手续，但余额很少，不足400元。虽然，账户现金余额像老家山背后洼塘里开春的蝌蚪那般小，但母亲显得早在预料之中的样子。

我的父亲在马年腊月雨雪交加的一天去世，他上世纪90年代末因年纪的原因退出村公所支书岗位。按照政策，上级政府按月给了一定生活补助，自然不会很多，辞世后当然就要取消补助。母亲之所以一再催促办理，是父亲辞世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他的一些享受国家政策的补助还没完全办理结束，如社会养老保险一次性补助、退职补助等等。由于我忙于上班，既是学习又是培训，还要出差的，有时又遇到办事人员不在的情况，所以就没及时把这些后事办结。现在，办完上级给父亲每月生活补助的账户销户手续，就没有什么需要办理的了，我感到几分惆怅和伤感，心里想，我能为他办的事就只有这些了。然而，但我想父亲小如蝌蚪般的“遗产”却令我感慨和珍惜。

父亲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里，祖父祖母吃苦耐劳，省吃俭用，让父亲6姊妹都念了一些书，父亲虽然不是家里读书最多的一个，但把当时家乡的最高学府高级小学读完，那个年代也算难能可贵。70年代末期，几个公社干部下村来到父亲担任村干部的村子里，他们发现我们村子各项工作完成得较好，见父亲办事稳妥，人灵活有办法，特别是他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于是当年就引荐到大队担任文书，接替只读几年私塾并且年纪偏大的老文书。大概是父亲工作踏实，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文化的缘故，不到3年父亲就被提拔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冬去春来，父亲辗转全乡百分之九十的村公所，在支部书记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随着年纪增大和文化水平偏低的原因，父亲提出让年纪轻有较高文化的人接替他。最终组织让他光荣退职，回家休息。虽然父亲任职地点在本乡村委会之间不断“换阵”，在过离县城较近的有本乡“粮仓”之称的甲村，也在过海拔较高贫困面大的乙村，不变的是他的职务——支书，还有，他到古稀之年仍聊以自慰的“自觉”。后来，他的后任，本村委会的一名支书，一名组织和群众多年培养的女干部，由于在职期间贪污群众救济粮、低保金、地震安居工程款等等惠民资金，被判刑了，任职不到6年，锒铛入狱6年。父亲知道后，没有多说什么，只听到他说了一句“不自觉”。

他的“不自觉”，也就是不严格要求自己的意思，每当我想起父亲这句话不由回想起很多年以前的事。上世纪80年代开始，家乡的人们开始摆脱“大锅饭”的束缚，向荒山野地进军，除了田野里满栽满插秧苗，山上也种满玉米、高粱、苦荞等庄稼。肚子当然不受饥饿之苦，但乱砍滥伐，森林几乎砍光，家乡风俗嫁女陪嫁品之一的木箱子也难觅木料来做。春暖花开，姐姐待嫁，母亲愁上眉梢，一筹莫展。重要的陪嫁品之一木箱还没见踪影。可是，哪来的木料来做箱子呢？最后，母亲只好怜惜地将家里惟一的一个半新旧木箱，重新刷漆作为姐姐的陪嫁物。往后，找不到装衣物的东西时，母亲总抱怨几句，主要原因是当时父亲拒不收取某个村小组干部送的一个木箱，据说是之前父亲为他们村办了一个大事，现在他们知道我们家嫁姑娘后送来的。当年，偏僻落后的家乡物质匮乏，市面上几乎是农产品交易，嫁娶中送姑娘一个木箱之类的东西便是奢侈。

父亲对我们也要求按他的“自觉”来做事。那时的家乡，倘若哪家有一台录音机便是十分珍贵。要知道，那时候农村不通电，几乎没有电器之说，收音机、录音机便是非常之稀罕。可见，买得起用得起收音机、录音机的人家是凤毛麟角。一个周末，我从所在完小带来一台旧录音机，搁在家里神龛桌上，爱唱山歌的姐姐和她的伙伴们围在录音机旁聆听里面迷人的歌谣，如痴如醉。当然，她们是不大关心这台旧录音机的来龙去脉。但父亲很关心这台旧录音机由来，父亲不放心我对这台录音机由来的解释。后来，他通过侧面了解，确认是学校置换新教具，我花了近100元钱从学校买的，忧虑的目光才消失，他担心我不“自觉”将公家的东西据为己有。

      如今，摸着身上父亲剩下的“遗产”，思绪像春水般涌动，温暖而踏实。感觉到，有些道理是那么简单、明了，有一定辨别能力的人都会理解，不需要过多去诠释。（广南县纪委  卢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