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1899年生于云南省文山县。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1913年考入昆明联合中学，1919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系。求学期间，先后参加进步学生组织“工学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李大钊、蔡和森指导下主编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文化》小报。1923年底高师毕业，回昆明在省立一中等几所学校任教，在进步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帮助一批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1926年被李大钊通知到东北，以教师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经李大钊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按党组织安排先后到泰安、曲阜、济南任教，在济南学潮中被通缉，尔后在哈尔滨被捕。1934年出狱后到开封、上海任教，积极参加上海进步文化界活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委，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曾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会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是著名的翻译家、书法家、人民外交家、学者。1994年4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楚图南的清廉作风，可能以他家庭的贫寒与衰弱有关。童年的楚图南，在文山帮别人家干那些舂碓、推磨、挑水卖的“佣工”“苦役”。以羸弱的劳动力换取基本的生存。舂一百斤大米，主人拿去70斤，自己得到30斤。30斤，不是纯净的大米，是伴有糠糠皮皮的。100斤大米，可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那是要连续舂几天才能完成。从那时起，楚图南知道劳动的艰辛，也懂得“勤俭持身”的基本道理。

抗战期间的楚图南，一度被沦为中国最困难的作家行列，受到宋庆龄的亲情资助；经常是穷得揭不开锅，家徒四壁，就是云南大学的那些著名的教授到他家里，都只能用米花冲泡开水来接待的事情经常发生。1942年2月12日，楚图南的父亲突然在昆明家中病逝，他没有钱安葬。他找到李根源，他曾经教过李根源的儿子，李根源是德高望重的云南老乡，曾任过民国总理，是著名画家徐悲鸿笔下唯一一个具有中国抗战美德与气质的云南人。知道楚图南老师有困难，李根源立即写上一张纸条，楚图南手持李根源的纸条找到了昆明西山村的寨老，大家接过楚图南的求援条子，深表同情，同意楚图南将父亲楚晓棠安葬在昆明西山人民音乐家聂耳的墓旁。

进入北京，身居领导高位。楚图南时常警醒自己——“居身青云上，植根泥土中”“纵有凌云志，不忘菜根香”。他不允许家人乘坐他的公务用车，哪怕是与他同路，可以一起搭便车，他都绝对不允许。他不让国家给他添置所谓的奢侈生活物品。有一次，工作人员趁他外出，悄悄给他换上了席梦思，即较好的床上用品。楚图南回到家里，发现房间变样了，教育了工作人员后，要求立马恢复原样，把他睡了几十年的小铁床重新装上。

楚图南不允许任何家人以及亲属打着他的旗号去做不合规矩的事情，他与文山人见面时，经常给对方提出要求，希望文山领导管好他们楚家、盛家的亲人，不要让他们的亲人占任何便宜。

1980年9月，楚图南住进医院，由于病情持续恶化，楚图南当即给子女们留下了这样的遗嘱：“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开追悼会；不送花圈；将我的骨灰和淑端的骨灰掺和在一起，一半投湖南洞庭湖，一半投昆明滇池；望孩子们照我说过的两句话，认真做人，认真做事，并互勉互助共同进步。在这方面特别泽涵要多负责任。”1994年，楚图南在北京逝世，子女们都照办了。现在在文山西华公园的楚图南铜像底座下面，就只安放了一个装有楚图南与彭淑端夫妇二人的一张合影照的空骨灰盒子。

“高风劲节、典范长存”，是楚图南生前的战友们对他的纪念与评价。无论是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的领导同志们，对楚图南的评价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楚图南的一生是具有良好记录的一生！(中共文山市委党校冉庚文)